① 廟底溝遺址第一次發(fā)掘現場

② 廟底溝遺址T1區(qū)龍山墓葬分布情況

③ 廟底溝遺址第二次發(fā)掘場景

④ 《廟底溝與三里橋》

⑤ 廟底溝仰韶文化彩陶盆

⑥廟底溝仰韶文化彩陶罐

⑦廟底溝遺址第二次發(fā)掘現場鳥瞰

　　

　　廟底溝遺址的發(fā)掘，是我國考古學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廟底溝遺址不僅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命名地，也是廟底溝二期文化的誕生地。它不僅展示了仰韶文化的鼎盛風貌，而且徹底闡明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承接關系，第一次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民族歷史的傳承有序和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廟底溝文化作為仰韶文化的鼎盛期，譜寫了“早期中國”璀璨輝煌的文明篇章。

　　

1 首次發(fā)掘，命名了兩種考古學文化類型

　　

　　1957年4月13日，萬里黃河第一壩——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開工建設。為了保護、搶救黃河兩岸淹沒區(qū)的文物古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科學院聯合組成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任命夏鼐先生為隊長，安志敏先生為副隊長，從北京大學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抽調部分學員，組成若干分隊，分赴豫、晉、陜、甘等省，開始一系列大規(guī)模的考古工作。而在三門峽水庫一帶的考古調查發(fā)掘則是重點工程的重點項目。

　　

　　早在1953年秋季，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調查隊就到豫西陜縣、靈寶一帶進行了考古調查。在即將到達陜縣車站時，安志敏先生從車窗中看到南壁的斷崖上暴露著許多袋形灰坑的剖面。下車后，他不顧旅途勞累，也顧不上吃飯，就直奔遺址而去。經過實地調查，確定這里是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人員根據從地面采集到的陶片、石器等遺物判斷，這里以仰韶文化為主，也包括龍山文化和東周及其以后的遺存。

　　

　　1955年10月，新成立的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再次到三門峽庫區(qū)普查，廟底溝遺址更是勘查的重點。根據這兩次的考古調查結果，鑒于廟底溝遺址面積較大，文化遺存豐富，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便決定在這里擺開戰(zhàn)場，開始了考古“大會戰(zhàn)”。

　　

　　1956年9月30日，廟底溝遺址的發(fā)掘拉開了序幕。安志敏先生是廟底溝遺址工地的負責人，他后來撰文寫道：“從遺址的發(fā)現到發(fā)掘，我有幸參與了全過程，在個人的考古生涯中也是一次重要經歷，至今回憶當時的情景仍興奮不已。”廟底溝遺址發(fā)掘工地像一所培訓考古干部的學校，是三門峽庫區(qū)開展發(fā)掘工作以來集中干部人數最多與工作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尤其是第一期共有75人參加，除考古所人員以外，還有文化部抽調各省文管會和博物館的干部20人參加，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員還是初次參加田野發(fā)掘工作。經過這次田野發(fā)掘培訓后，他們后來大都成為各地文博單位的業(yè)務骨干，有的還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因此，廟底溝遺址的發(fā)掘，無論從工作規(guī)模、干部培訓上，還是從學術意義上講，在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都應占有一定的地位。

　　

　　發(fā)掘工作分為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于1956年9月30日開始，至12月6日結束。第二階段于1957年3月26日開始，至7月25日結束。通過兩次工作，黃河水庫考古工作隊共發(fā)掘了280個探方，揭露面積達4480平方米，共清理仰韶灰坑168個、房址2座、墓葬l座，廟底溝二期文化房址1座、灰坑26個、窯址1座、墓葬156座，以及一批東周、漢唐文化遺存。另外，還發(fā)現有較薄的東周文化層及少數漢唐墓葬。

　　

　　這次考古發(fā)掘最重要的收獲就是命名了兩種考古學文化類型。一是命名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仰韶文化分布范圍廣闊，延續(xù)時間長，因此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又出現了不同的文化類型。廟底溝類型因其遺址首先在廟底溝村發(fā)現而得名，它是仰韶文化中期的一個類型，分布的范圍可以說遍及中原大地，延續(xù)的時間達千年之久，它是獨霸中原、一統天下、最繁榮強盛的仰韶文化，沒有任何一支文化在中原與之并存抗衡，這是廟底溝遺址的第一塊“金字招牌”。二是命名了廟底溝二期文化類型。在廟底溝遺址，發(fā)掘出介于廟底溝類型和龍山文化之間的文化遺存，雖不及仰韶文化遺存那樣豐富，但也占了相當的比例。由于它具有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的過渡性質，可作為龍山文化的早期代表，因此，考古人員將其命名為“廟底溝第二期文化”。它不僅闡明了龍山早期的文化性質，更重要的是其來龍去脈也為中國遠古文化的淵源和發(fā)展提供了積極的線索。這是廟底溝遺址對中國考古學的第二個重大貢獻，也是廟底溝遺址的第二塊“金字招牌”。

　　

2 再次發(fā)掘，揭開史前氏族聚落面紗

　　

　　2002年年初，根據三門峽城市發(fā)展的總體規(guī)劃，國道310線城區(qū)段急需拓寬，不可避免地要從廟底溝遺址北部邊緣穿過。在得到國家文物局批準后，2002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三門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學文博學院等單位，對廟底溝遺址進行了又一次大規(guī)模的搶救性發(fā)掘。發(fā)掘領隊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樊溫泉研究員。這次發(fā)掘共開10米×10米探方222個，發(fā)掘面積18000平方米，發(fā)現了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西王村類型及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保存較為完好的房基10余座、灰坑和窖穴800多座、陶窯20座、墓葬1座、壕溝3條等遺跡，同時還發(fā)掘清理了200余座唐宋元明時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珍貴的文物。目前，第一本發(fā)掘報告《三門峽廟底溝唐宋墓葬》已經出版，第二本著作《華夏之花》是一部研究廟底溝彩陶及彩陶工藝的考古圖錄，公布了新發(fā)現的200余件彩陶，這是從廟底溝遺址千余件彩陶器物中，根據不同階段、不同器類、不同圖案挑選出的。這批彩陶不僅彌補了遺址過去出土彩陶的不足，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廟底溝文化彩陶的整體認識，也再次啟發(fā)人們對于史前藝術的思考。揭示廟底溝遺址的第二次考古成就的發(fā)掘報告正在整理之中，預計年底出版發(fā)行。

　　

　　廟底溝遺址的第二次發(fā)掘規(guī)模之大、發(fā)現之多、收獲之豐，在全國文化遺址發(fā)掘中極為罕見，在學術研究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考古發(fā)掘可知，廟底溝遺址早在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就已經初步形成了聚落結構的雛形。廟底溝遺址東有此龍溝，西有廟底溝，北有青龍澗河，形成天然的防御設施。不僅如此，考古人員還在遺址的東部、西部和南部發(fā)現了仰韶時期的3條人工挖掘的壕溝。西部的壕溝呈東南—西北走向，口寬底窄，口部最寬處達12米，深5—8米。遺址南邊的壕溝，長560余米，寬16—22米，深4.5—5.3米，從廟底溝溝沿一直延伸到此龍溝溝沿。從兩次發(fā)掘的遺跡分布情況觀察，這幾段壕溝相連，可能構成當時的圍壕。從壕溝的特征推斷，壕溝在當時已具備了防御野獸侵襲、防止聚落間戰(zhàn)爭以及防洪排水等功能�？梢哉f廟底溝遺址是一個擁有天然和人工的“雙城壕”的古代氏族部落。

　　

　　從考古遺跡現象來看，廟底溝人的居住區(qū)主要分布在遺址的中部和西部，在圓形的半地穴式和方形的淺地穴式房址之間，大量散布著窖穴和灰坑。制作陶器的陶窯也集中分布在遺址的西部，說明當時已有了專門的制陶作業(yè)區(qū)。從出土的生產工具種類看，仍以農業(yè)生產工具為主，同時還有漁、獵、采集和手工業(yè)工具，由此可反映出當時的經濟結構狀況。從出土的數量眾多、絢麗多姿的彩陶和一些精致的手工藝品中，可以看出當時人們高超的手工技術和充滿浪漫色彩的豐富的想象力。廟底溝遺址的花卉圖案影響范圍極廣，可謂遍及大半個中國。根據蘇秉琦先生的研究，這些花卉應主要是以菊科和薔薇科兩種花卉的花瓣為母體的，所以有學者認為廟底溝的先人們是以花為其圖騰的。還有的學者認為這種花卉圖案可能與華山和華夏族的得名有關。

　　

　　在這次發(fā)掘中，考古人員有了新收獲，還發(fā)現了早于廟底溝二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相當于西王村類型時期的遺存。盡管發(fā)現的遺跡、遺物不是很多，但它的意義卻非同一般。從文化內涵上看，它仍屬于仰韶文化的晚期遺存，可是其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如灰陶、籃紋等，卻開了龍山文化的先河，因而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填補了由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向廟底溝二期文化類型發(fā)展的空白。

　　

　　廟底溝遺址總面積36萬平方米,前后兩次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揭露面積也只有2.2萬余平方米，可謂“冰山一角”。藏在廟底溝遺址上的輝煌，尚有待于一代甚至幾代考古人員去艱辛探索。

　　

3 考古發(fā)掘報告，躋身世界考古經典之列

　　

　　1959年9月，凝聚著考古人員心血和智慧的發(fā)掘報告《廟底溝與三里橋》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安志敏先生在書中首次指出仰韶文化存在不同的文化類型，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存在承襲關系。他將以廟底溝一期為代表的文化遺存，命名為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這部報告的第一版出版后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很快銷售一空，之后幾十年，一直成為大學考古系學生的必讀書籍。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朱乃誠，在重讀《廟底溝與三里橋》之后，給予這部著作“中國古代文化連續(xù)發(fā)展的標桿之作”的美譽。

　　

　　廟底溝遺址的發(fā)掘成果也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意。從1980年開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波西爾和美國自然博物館的瓦特·費爾賽維思博士，在征得了安志敏先生的同意后，合作翻譯了《廟底溝與三里橋》一書，并聯系了出版社，準備出版中英文雙語版，還邀請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著名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寫了序言。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當時沒有出版。直到2011年，為籌備仰韶文化發(fā)現90周年紀念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得到澠池縣相關部門的資助后，這本書的中英文雙語版才得以出版。出版時，仍采用了張光直先生在1980年為該書寫的序言，并由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我國著名新石器時代考古專家陳星燦博士譯成了中文。張光直先生在序言中稱：“《廟底溝與三里橋》，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廟底溝與三里橋》一書的英文版“無疑將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經典之列”。陳星燦先生在后記中稱：“《廟底溝與三里橋》是第二部被美國考古學家翻譯的中國考古報告，至今還經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國考古學史上的價值毋庸贅述。”正因如此，廟底溝成為享譽海內外的名字。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